理查德·鲍威尔纪念馆，在1677年毁于一场大火，1968年重建。

墙壁上镶嵌着四块石板，在这道回廊的三角墙下形成了带状的装饰。石板上篆刻着的文字，简单地记录了这座建筑物的历史。它是一座坐落于英国高等法院徒步区北端的高大建筑物。当我漫不经心地看着石板上的文字时，心中不免产生两种迥异的感受。一方面，我为这巧夺天工的雕刻感到惊叹，它竟然和建筑本身形成了一种静穆的美；另一方面，也因低回于理查德.鲍威尔所处的那个动**年代而久久不能平静。

当我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，空****的回廊上出现了一个人影。那个人的衣服十分简朴，头上还顶着律师假发。他这副形象倒和四周古老的氛围很相配，有如神来之笔，使这画一般的景色一下子活了起来，吸引我驻足观望。只见这位画中人站在门口，翻阅着手上的一卷文件。他拉开捆绑在文件上的红带子，然后抬起头，目光恰巧与我相接。刚开始，我们只是像陌生人那样相互致意，但瞬间却发现彼此容貌中的熟悉之感。于是画中人脸上的冷峻立刻转变为温暖的笑意，现在他正走下台阶，向我伸出了欢迎的手。

“噢，亲爱的里维斯，”他开心地叫道，“真是太巧了，看到你真好！我时常会想起你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！哦，感谢上帝！让我在内殿法院[1]见到你，这简直就像那句谚语‘把面包扔到水里’[2]，现在面包又被扔回来了！”

“我比你还惊讶呢，亲爱的桑戴克，”我回答道，“你的那片面包回到手上时，至少还是片面包，而我那失而复得的面包却变成了奶油松饼或小馒头。当年与我告别的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医师，现在竟然变成了一个身穿长袍、头顶假发的律师站在我面前！”

桑戴克听着大笑了起来。

“你这家伙竟然把老朋友比喻成小馒头，是不是有点不妥啊。”他说，“你或许可以这样说：当你离开的时候，他只是一条毛毛虫，但是后来他蜕变成了美丽的蝴蝶。不过这种变化好像也并非如你所想，因为这件长袍下面还隐藏着一个希波克拉底[3]。当你听完我对这个蜕变过程的解释，你就会了解了；如果你今晚有时间，我们可以叙叙旧。”

“我目前没有什么工作，”我说，“随时都可以。”

“那么今晚七点到我住的地方来吧，”桑戴克说，“我请你吃牛排，然后再喝点酒，好好聊聊。但是现在我马上要去法庭一趟，不能多聊了。”

“你家住在那个古雅的回廊里吗？”我问。

“不，不是，”桑戴克回答道，“我还真希望住在那儿，想想自己穴居的洞口要是有那些吸引人的优雅的拉丁碑文，那我自己都会随之变得伟大。我家还要往前再向上走一段，门牌号是6A。”

然后我随他一同穿过回廊，走向王厅街，期间他用手指了指他所住的那栋房子的方向。

当我们走到中殿大道北端的时候，桑戴克和我说了声再见，便拉着他那随步起舞的长袍向法院走去，而我则向西前往亚当街，那里是医学界人士常常流连的地方。

圣堂的钟以一种低沉、缓慢的音调敲了七下，好像在为自己打破了这份幽远的寂静而表示歉意。我通过米契法院门廊的转弯处，便来到了高等法院的徒步区。

此时的徒步区除了我，没有第二个人。我慢慢地走到6A。虽然我这位老朋友已经将那个难看的假发换成了毡帽，并且穿上了夹克，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。

“你还是那么准时，”桑戴克走上前热情地招呼我，“准时是一种神圣的美德，哪怕只是一件小事。我刚从法庭回来，我带你参观一下我的小窝吧，它虽然简陋，但却是我的避风港。”

我们走过大门，经过一段台阶，来到一扇厚重的外门前——我看到门上有一排白色的字，写着我这位老朋友的名字。

“虽然从表面上看好像难以亲近，”桑戴克一边说，一边把钥匙插了进去，“但是里面可是相当温馨的。”

这扇厚重的门是朝外开的，里面还有一扇厚羊毛毡的内门。桑戴克伸手为我把门推开，在前面带路。

“一会儿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很神奇，”桑戴克说，“它将办公室、博物馆、实验室以及工作室融合在一起，是一个多功能的房子。”

“你忘了说餐厅。”突然一个个子矮小的老人在旁补充说道。这位老人正用一根玻璃管缓缓地倒着葡萄酒，“先生，还有餐厅呢。”

“噢，是啊，比德，”桑戴克说，“好在我知道你不会忘的。”

桑戴克看了一眼火炉边小桌子上的食物，这些就是我们今晚的餐点。

“告诉我，”当我们开始品尝美味的时候，桑戴克说，“自从六年前你离开医院，你都经历了哪些事情？”

“我的经历三言两语就能讲完，”我略带苦涩、无奈地说道，“真的没有什么稀奇的。就像你所知道的那样，当时我把钱都花光了，交完学费，我就变成了一个穷光蛋。虽然那张医学文凭（套用大学者约翰生的话）具有超乎想象的致富潜力，但是这种潜力毕竟和现实存在极大的差距。事实上，平时我都是靠当人家的助理或代理医师过活。目前正巧没什么事儿，所以我把名字填入了特西维职业介绍所的名单里。”

桑戴克听着，双唇抿了一下，表示遗憾地皱着眉。

“真可惜，亲爱的里维斯，”他立刻说道，“像你这样一个有能力且受过专业训练的人，怎么会落魄到这种地步，竟然和那些一无是处的闲散人一样，只能做些零工。”

“你说得很对，”我同意地说，“这个僵化而愚蠢的时代将我的才能全部埋没了，可是我又能怎么样呢？我博学的兄弟！如果贫困对你穷追不舍，并趁机袭击你，还用一大块厚布将你掩盖，哪怕你具有高人一筹的聪颖、拥有三万瓦的光芒，恐怕也会因此而暗淡无光。”

“是的，你说得太对了。”桑戴克低声说道。

“好了，”我说，“现在来谈谈你吧，你说过要给我讲讲你的故事的。我一直很好奇是什么因缘，竟然让眼前这位约翰.艾文林.桑戴克先生从一名职业医师摇身一变成了法界名人。”

桑戴克恣意地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其实并没有什么转变，约翰.艾文林.桑戴克仍然是一名职业医师。”

“啊？戴假发、穿长袍的职业医师？”我惊讶地问。

“是的，就像披着狼皮的羊。”他笑着回答道，“是这么回事。六年前，在你离开医院后，我仍然留了下来，然后包揽了所有大大小小例如实验师助理或监护人之类的工作。于是我奔走于化学实验室、物理实验室、图书馆，还有验尸房；同时完成了我的医学和科学博士学位。本来我计划着做一名验尸官，但是没过多久，老西德曼突然宣布退休——你还记得西德曼吗？他曾教过我们医药法学。于是我又填补了他的空缺，意外地荣升为讲师。从而我放弃了验尸官的念头，安心地住进了这个寓所，等着事情自己找上门来。”

“那你都遇到什么样的事了？”我问道。

“五花八门，什么事都有，”他回答道，“一开始，我只是协助警方做一些毒药谋杀案的分析。渐渐地，我的影响力和能力都大大增加，目前只要是与医学或自然科学有关系的案件，他们总会找到我，希望得到我的帮助。”

“可是据我了解，你还经常以律师的身份在法庭上辩论啊。”

我说。

“不是经常，只是偶尔，”桑戴克回答道，“我在法庭上扮演的是法官和律师的头号难题——科学证人的角色；平时我根本不会在法庭上出现，而是在幕后做一些引导调查方向、分析结果，或向律师们提供一些——在盘诘证人时——可供利用的证据或建议。”

“这比当医师的讲师有意思多了。”我开始羡慕起来，“当然你的成功也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因为你总是拼命工作，你的能力自然也毋庸置疑了。”

“的确，我一向对工作认真负责，”桑戴克自豪地说，“目前还是这样，但是我会严格地将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区分开，不会像那些可怜的开业医师，常常被人从餐桌上拖走，或者深更半夜被人叫醒去看急诊，去他的——谁在外面？”

他的这番话听起来像是对自己的恭维而下的评论，但这时外面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

“我应该看看是哪个家伙，”他站起身说，“真希望这个家伙能够明白‘请勿打扰’的意思。”

桑戴克大步流星地走过房间，用一种很难称之为客气的语气招呼门外的人。

“这么晚了还来打扰您，真是抱歉，”门外传来一个满怀歉意的声音，“但我的客户正急着要见您。”

“进来吧，鲁克先生。”桑戴克不自然地说。

门口走进来了两位男访客，其中一位男士的外表看上去像狐狸一样机警，四五十岁左右，身上有一股法律界人士的气息；另一位则是一个高雅英俊的年轻人，看着很舒服，但是他面色苍白，又有一些不安，显然他正处在一种极度激动的状态下。

“好像，”那位年轻人看了一眼我和餐桌，说道，“我们来得不是时候——都是我的错，桑戴克医师，如果我们打扰了你，请你告诉我，我们可以再约一个时间。”

桑戴克敏锐地看了他一眼，态度变得温和了许多，说：“我想你的事情一定很要紧，别说什么打不打扰的话了，这是我的朋友，和我一样都是医师，你知道，医师都是二十四小时待命的。”

当这两位访客走进来时，我早已站起来向他们致意了。见此情景我推说要到堤岸上散步，过一会儿再回来，可是那位年轻人却阻止了我。

“请不要因为我的事而刻意回避，”他解释道，“我现在要告诉桑戴克医师的事儿，明天会变成人人皆知的事情，没什么可保密的，所以你不用这样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”桑戴克说，“我们到火炉前坐吧，马上把你的事告诉我。我们已经吃过晚餐了，正等着喝咖啡呢。”

于是我们把椅子往前挪了挪，准备听鲁克先生说出这件事。

[1]Inner Temple，英国培养法律人才的四所法学院之一。

[2]此句比喻不期望得到回报。

[3]Hippocrates，大约生于公元前460～前377年，古希腊一位名医，有“医药之父”的称誉。